作者介紹：朱全斌
【朱全斌－人生經驗過多種角色：電視製作人、紀錄片導演、編劇、作家、廣播主持人等，去年卸下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院長一職，從職場退休，展開退休新人生。】
記得大約在10年前，有一天在同事的退休送別會上，聽到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他說：「我終於可以做自己了。」
是的，職場常常讓我們不能做自己，尤其對受僱於機構的上班族來說，他們工作的累，往往不在工作本身，而在於需要跟他人謀和。
聰明才智固然重要，跟同事之間相處的情商更重要。上班讓我們感到不自由是因為內在自我經常受到了「組織我」的壓抑，每個職位都有相對應的工作規範與倫理，我們不一定都認同，但是都需要遵守。
然而，人是慣性的動物，安穩的職位讓我們有如被豢養的動物，久而久之，那不受控的本性漸漸被馴服了，因而等到退休那一刻到來，可以完全自組織的藩籬脫離時，反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身體還算健康的情況下，退休人士的生活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快快樂樂地開啟生命新的一頁，到處旅行、玩耍，或是投入自己的嗜好，跟老朋友、老同學恢復聯絡，經常聚會，或是忙著學習與發展新的興趣。很多剛退休的人都會經過這一段。
另外一種則是對閒下來的狀態很不習慣，想要繼續擔負責任，或者保持生產力。他們也許會在原工作單位從全職改成兼職，或者試圖尋找一份新的工作。不少人會幫兒女帶孫子，或是去做義工，也有為了繼續有收入，而將精力投注在股票、理財等事務上。
這兩種人代表著對人生持享樂或生產的基本態度差異。而實際上，有更多的人是在兩者之間擺盪。
當他們還在工作時，總是期盼著假期的到來，而退休後不必再上班，餘生都可以用來度假了，卻又會捨不得放下工作。這有點像是鐘擺效應，君不見許多一退休就忙著玩樂的人，三、四年之後，也玩得有點乏了，又會想找個事做。
會形成這樣的矛盾是因為在機構待久了，「組織我」成為我們對自我的主要認知，我們關心的事務、思考模式、價值觀甚至世界觀都受到它的影響，我們透過組織得到存在感，長期養成將組織看得比個人重要的習慣，組織內的表現、升遷、待遇與人際關係也成為念茲在茲的人生目標與動機，一旦卸下了職位，失去了努力的方向，還真的有些茫然呢。
因此問題不在於選擇享樂或者繼續生產，畢竟，享樂或生產都只是外在的表象，不該是我們人生的目的。退休後人生的時間越過越少，是否能掌控方向，好好把握這百分百屬於自己的日子，關鍵仍在於有沒有建立核心的價值觀。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符合他的價值觀，那他就是職場中的幸運人，因為這不只是一份謀生的工作，還是能讓他實踐自我，甚至可以發揮個人稟賦的天職。對這樣的人來說，退休也許只是轉換工作形態或場域而已，不會因失去職位就同時也失去存在感。
例如企業家如果不只是為了牟利而工作，背後另有更高的利他動機，那只要是可以繼續幫助到別人，也一樣可以在非營利的領域中施展才能得到快樂；而像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專業人士，以往也許只為出得起費用的客戶工作，現在則可投身公益，幫助那些經濟弱勢族群，得到的成就感說不定比以往更大。
如果您沒有這麼幸運，知道自己的天份所在，卻大半生都為了生活而沒有勇敢去追尋夢想或栽培自己，那麼此時正是義無反顧該起步的時候了。
許多人到了人生可以完全做自己的時刻卻裹足不前，乃是因為他們沒有放下功利心，仍然會用「是不是太晚了？」「不會成功了吧？」這樣的顧慮來否定自己，這完全沒有必要，因為退休生活 最可貴的就是可以完全自在，不必再考慮他人的眼光或評價，自己過什麼樣的日子自己決定，除非是沒有天份，否則我相信去做能激發自己熱情的任何事都會是快樂的。
我今年開始了我的退休生活，我發現自己心態上最大的改變就是沒有了得失心，不再用目標管理主導我的生活。雖然我仍有想要完成的事，卻並不執著於它的進度與成果。我每天都問自己的內心，當天把時間做怎樣的分配可以令自己最開心？
這是我生命的最後一段，我要讓它完全屬於我，同樣有玩樂也有生產，卻不必再受制於人，而是按照自己的節奏來進行，在心與價值觀的帶引下，得到自然的平衡。對我來說，這就是最富足的人生。
本文摘自《安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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