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領公費念台北師範，畢業後，被日本台灣總督府派到廈門工作；家裡趕緊託人安排相親，帶母親赴任，徐文昭在廈門出生，念完小學，由日本恩師帶到台北...
每天觀看日本NHK電視新聞，是我多年來的習慣，半小時的報導內容讓我明瞭全球發生的大事。NHK播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新聞中，烏克蘭人民命運悲慘最令人不忍；看著從戰地傳來的畫面，年輕時面對戰爭的驚恐場景，彷彿就在眼前。
1945年，美軍狂轟爛炸台北市，我逃過死劫，幸運生還。走上街頭，眼前卻盡是死傷，屍體橫陳，我熟悉的生活環境瞬間變成慘絕人寰的煉獄。已逾90歲、走過快要一個世紀的我，親身見識體驗過動亂時代下的悲劇，我絕對反戰，常常跟佛祖祈求世界和平，不要有戰爭。
出生於福建廈門的台北人
許徐文昭 是我的名字，許是夫姓，徐是娘家姓。母親於福建省廈門市生下我，時間是昭和4年、西元1929年、民國18年的2月24日（農曆1月10日），先夫許兆祥是屏東縣車城人，他是我一生可靠的伴侶，也都是信仰上的同修（註1）。
做為一個日治時代裡的台灣人，出生地卻不在殖民地台灣，身世與其他人略有不同，這中間的緣由，要從我的父母親婚配、爸媽兩方家族與父親生平講起。
父親徐榮宗是台北市人，他就讀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被政府（指日本政府）派到「國外」，對日本人而言，中國福建廈門是另一國度，對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又何嘗不是。
被派到廈門教書的父親，就好像遠赴國外工作，家裡人認為，與其單身赴任，不如趕緊娶個媳婦陪著一起過去，也多個人互相照料生活。
不知是時代造就著人們 還是人們被時代牽著鼻子走
當時的封建時代，婚姻常只是為繼承祖先香火以及繁衍後代，男女結合後綿延出子子孫孫，全都要遵從傳統；能有後代可祭拜祖先，是過去婚配重要目的之一。我的父母親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透過媒婆介紹撮合，父親與來自嘉義新港的母親徐何絨成婚。素不相識的兩人成為夫妻，現代人覺得不可思議，而當時服從父母，憑媒妁之言結婚，就是社會普遍的現象。
1840年到1842年，中英之間發生鴉片戰爭，英國的船堅炮利，以武力逼著中國門戶洞開，鴉片也進到一般小民百姓家裡。大時代的小人物難免隨波逐流，我的家人也不例外；外曾祖母、祖父都曾吸食鴉片，可想而知，父親家裡不會有什麼錢，在家排行老二的他，除了奉養父母外，還得供應唯一的弟弟讀醫學院。爸爸只能用日本政府公費唸師範學校，畢業後，父親奉台灣總督府派令到廈門工作。
日本恩師帶我到台北考中學 父贈筆盒成終生美好回憶
兒時，我在旭瀛書院上學，這是日本人在廈門設立的小學。日治時代，我們的學制與課程內容幾乎都比照日本，上小學一年級學日文的片假名，二年級念平假名，接著教九九乘法及跟日本有關的簡單歷史、地理。
日本統治台灣多年，部分日本人依然有歧視台灣人的情形。我在就讀的學校裡，深深感受到部分日本老師對「自己人」和台灣人差別待遇，但也有很善良的日本人，對所有學生都一視同仁，還很有愛心。
我在書院經歷過三個老師，最後一位日本老師就是用真心及愛心教育我們，還會做課外輔導，小學還沒畢業前，他讓準備考中學的學生到家裡免費補習，師母也很歡迎我們，記得她還會特別端出點心招待大家。
小學畢業後，老師帶著我們大約20名台籍女生坐船到台灣，從基隆上岸，住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名古屋旅社，並陪著我們應試，考試通過後，還陪我們到台北中山女高報到。這位小學老師對學生很用心，我們對他的依賴很深，不像前兩位老師下班後喜歡飲酒作樂，心思都沒放在學生身上。
日本人撤離台灣，小學老師跟我們之間斷了音訊，但師生及同學感情甚篤，一旦重新找到老師後，常常聯繫，每年日本及台灣的學生都會幫老師慶生，我還曾經邀請他來台灣玩，這一位盡責的良師小栗常壽到高壽一百歲才離世。
小學畢業後來台灣之前，父親買了鉛筆盒送我，這令我非常開心。收到禮物那一剎那，好像踏進彩色華麗的世界裡，童年回憶中，從未感受到如此興奮的情緒。自此之後，我離開父母，在台灣就讀中山女高，似乎一下子就脫離童年，鉛筆盒就像來自父親的一份成年禮。
（註1）同修：佛門修行人相互的稱呼，指互相學習、參悟、指正、督促及相互鼓勵，在一起精進唸佛，共同進步，類似學校裡同學。許徐文昭與先生許兆祥都是虔誠佛教徒，因此稱自己丈夫為「同修」。（下一篇：隻身在台北住校的中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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