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太多病人與家屬喊「求安樂死」！醫點破真相：難的不是那一針，是制度跟不上
「你支持安樂死嗎？」
每隔一段時間，這個議題就會重新浮上檯面。
媒體討論、政治人物表態、網路兩派互相攻擊。
在門診和居家，我常會聽到病人或家屬說：
「如果哪一天變成這樣，我想安樂死。」
但身為一位長期照顧末期病人的醫師，我反而想問另一個問題：
台灣，真的準備好了嗎？
生命末期絕非只有兩種選擇。
繼續痛苦活著；或是安樂死。
事實上中間還有很多制度，而且彼此完全不同。
例如目前台灣已經合法的《病人自主權利法》。
1.它允許病人在符合條件時，預先決定不要插管、不要心肺復甦、不要葉克膜，讓疾病自然走到生命終點。
2.另一種是 VSED（Voluntarily Stopping Eating and Drinking），也就是自主停止飲食飲水。病人自主決定停止攝取食物與水分，醫療團隊提供口腔照護、止痛、舒適療護，但不主動造成死亡。
3.再來是 PAS（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醫師協助自殺。醫師開立或提供致命藥物，但最後一步，還是病人自己完成。
4.最後才是大家最常說的 Euthanasia（安樂死）。由醫師直接施打致死藥物，主動終止生命。
這四者，不論法律、倫理與醫療角色，都完全不同。
可惜，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卻常常全部被簡化成一句：
「你支持安樂死嗎？」
真正困難的，其實從來不是那一針，而是制度。
以瑞士為例，協助自殺有完整的資格審查、醫療評估及倫理程序，外國人甚至會專程前往申請，因此有「死亡旅遊」之稱。
但完整流程往往需要約一萬瑞士法郎，再加上交通、住宿及行政程序，花費更是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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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部分州實施醫師協助自殺，除了嚴格資格限制之外，藥物、醫療評估與行政流程也可能需要數千美元，而且保險未必給付。
加拿大的醫助善終（MAiD）由醫保支付，不需病人自費。
這確實降低了經濟門檻，但也因此引發另一個倫理問題：
當安樂死比長期照護更便宜時，會不會形成制度性的誘因？
所以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哪個國家有安樂死，而是哪一個國家，把整套制度準備好了。
回過頭看看台灣，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我認為：沒有，差得遠了。
別說安樂死，光是《病人自主權利法》，推動了這麼多年，真正完成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Decision）的人數仍然很少。（截至今天為止，預立醫療決定意願總計也才153035人）
很多人不知道有這部法律，當然也不知道可以預立醫療決定。
或是更現實的，沒辦法、或不願意自費花新台幣三千元左右做這件事。
連這樣的費用，都已經推廣得如此困難。
更別提如果真的要安樂死，要由哪些醫師執行?
高額的評估費和執行費要由健保買單，還是自費？
更讓大多數人擔心的是，如果未來真的立法，我們如何確保，每一位病人的決定，都是真正出於自己的意願？
不是因為沒有安寧資源；不是因為害怕拖累孩子；不是因為請不起外籍看護。
真正的自主，必須建立在有選擇的前提下。
如果一位老人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為他沒有照護資源、沒有喘息服務、沒有居家醫療、沒有安寧團隊，那麼他選擇的究竟是死亡，還是無奈？
安樂死在民主社會，本來就是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但是，我更希望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讓更多民眾都知道什麼是病人自主權利法；
讓更多末期病人都能接受安寧療護；
讓更多家屬不要照顧者疲乏；
讓居家醫療真正走進每一個需要的家庭。
當一個社會已經把所有「活得有尊嚴」的選項都做好了，再來討論「如何離開」。
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是先討論如何死亡。
而是先確保，每一個人都能有尊嚴地活到生命最後一天。
本文轉載自《張軒睿醫師FB粉絲團》，原文為：「如果哪一天變成這樣，我想安樂死。」但你知道自己說的是哪一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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