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過得很好」臨終醫師眼中的善終：不受病痛折磨，笑聲中說再見

一本加拿大醫生記錄「醫助死亡」真實案例的生命之書！從一個個終點線前的生命故事 ，看見生而為人的恐懼、勇氣與最後的自由——到了說再見的時刻，是能安詳離世？還是帶著遺憾離開？ 《當痛苦無法逆轉，我想要這樣離去》精彩試閱：

完美的善終 ——最後一程的訴說與聆聽

一場美好的善終，是病人死亡時，仍與外界保持連結。
善終並非自然而然發生。

首先，要掌握好時機。每一個家庭都會問我同樣的問題：「到底什麼時候才是對的時機？」我總是告訴他們，我不是預言家，儘管我也希望自己是。

我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原則性的建議，具體細節還是要他們自己拿捏。病人既不能太健康，又不能太虛弱。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需要接受人生美好的階段已經過去，接下來只剩下他們不願面對的事情。

對於那些願意忍受緩慢衰退過程的病人，我向他們保證，我會保留他們的檔案，並持續追蹤，哪怕是數月甚至數年。對於罹患癌症、心臟病末期或認知功能衰退的病人，我會密切觀察，並反覆評估他們的狀態。

要做出這些評估，我需要從醫院診間裡的對話中讀出弦外之音：醫師到底傳達了什麼資訊？他們是否在提供不切實際的希望？還是明明已經說清楚希望渺茫，家屬卻只聽進他們想聽的部分？

如今，有了「豁免最終同意權」這項保障，我能減輕家屬對於延誤最佳時機的疑慮，讓他們能放心選擇一條既有尊嚴又保有自主權的離開方式。

我們總是緊緊抓住希望不放。即使是病重的病人，希望也常常凌駕於痛苦之上。心臟科和腎臟科診間裡的臨終對話，向來被批評為太短暫、太遲。即使在腫瘤科，當醫師終於說出「我們已無治療選項」時，家屬常見的反應會是某種形式的自我安慰：「醫師說兩三個月，但我們都撐過四個月了！」人們總想要與死神周旋，即使只是多幾週。

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是：「你希望自己最後那幾天怎麼過？你希望那幾天是什麼樣子？」不過，這些問題往往會被一連串的醫療程序與無止盡的住院與出院行程給淹沒。

此外，拒絕接受進一步治療的病人，往往會立刻感受到被拋棄的感覺，而他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順利銜接到緩和醫療團隊。緩和醫療本不應與積極治療形成對立，但它常常被這樣解讀。畢竟，一邊積極治療、一邊為死亡做準備的觀念，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想法背道而馳。約蘭達，此刻我正想著你。

故此，毋庸置疑，時機至關重要。一旦時機確定後，一場最理想的死亡，往往是那種能讓家人、朋友與病人本人共同參與的「生前告別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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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死亡的確切日期與時間，可以減少在傳統喪禮上常見的震驚與遺憾：人們有足夠的時間將禮物送給孩子、將紀念品留給孫子、與老朋友相聚、塑造出那些平常難以啟齒或難以預料的溫柔時刻。

在那一天，在摯愛仍能親耳聽見的時候，醫助死亡可以讓人們說出埋藏在心裡的話。彼此分享有意義的回憶、表達感謝、化解心結、一起唱歌、說故事。總是會有笑聲（多得出乎意料），而且那些笑聲滋養了在場的每一個人。

我總是期待聽到病人的最後一句話。我喜歡它們的共通之處：彼此照顧。善待彼此。好好記得我，但不用替我擔心。我這一生過得很好，我已經準備好離開。

有時候，一場美好的善終甚至不再需要我。有天早上，我前往一位年長女士（我姑且稱她為伊迪絲〔Edith，化名〕）的家中，準備進行醫助死亡。當我踏進門時，陪伴她二十年的照護者剛好走出來。她是天主教徒，不願參與這個過程。

於是，現場只剩下我和伊迪絲。不過，當我走近時，我發現伊迪絲已經失去意識。我立刻明白，我無法施打藥物，因為她已無法再表達同意。

我坐了下來。我能感覺到她的死亡正在悄然逼近。我心想：我現在就在該在的地方。於是，我靜靜坐了一個小時，看著她緩緩呼吸。在某個時刻，我輕輕拔掉了她的氧氣鼻導管（nasal prongs）。她非常安詳，呼吸漸漸變慢，最後停了下來。那一刻，也是一場美好的善終。

七年過去了，我仍然堅定地投入這份工作，也準備好迎接「預立醫療決定」與「精神疾病為申請醫助死亡的唯一主因」等制度變革。我也清楚地知道，什麼樣的死亡對我而言才算美好的善終：病人思路清晰，並明白結束痛苦的權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書寫這段文字的此刻，我仍無法確定自己是否能走進一位無法表達同意的病人房間，親手結束他的生命。我目前使用WFC的情況都非常有限：我僅將它適用於那些可以預見的突發狀況，例如中風或癌症轉移導致病人喪失理智之前，也就是在我還來得及執行醫助死亡之前。

我通常只會設定兩到三個月的時限。一旦到了預定日期，我會堅持重新評估，看看是否能再延後並重新設定日期。

如果那時我和病人之間無法進行深入的交流，我可能就無法為他們執行醫助死亡。我能接受這樣的不確定，就像這段旅程中的一切事物，我們攜手搭建的那座橋，總是在當下才真正開始跨越。

此外，對我而言，一場「美好的」善終，是病人死亡時，仍與外界保持連結：獲得充足的家庭與社區支持、適當的身障補助、良好的疼痛控制。

讓我揮之不去的死亡，是那種我結束一個人的生命後，獨自坐在他家裡，等待驗屍官來電。只有我一個人為他哀悼，或替他祝福前行，或在星空中為他留下一顆記號。那時我會懷疑，我留在那裡的真正原因，或許並非他的疾病或病情，而是他的孤單。

我對臨終照護者懷有深切的敬意。但在我剛開始從事醫助死亡的最初幾年，我總是擔心：我結束病人生命的工作，是否在某種無聲的方式中，否定了他們的貢獻。

與湯姆的居服員對話的那段經歷，改變了我對這份工作的看法，也改變了我自己。它讓我重新思考我真正提供的是什麼：如果我能提供給湯姆更多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而不只是更多止痛藥，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如果我最初的談話對象是他的居服員，而非專科醫師，又會如何？

如今，當我前去進行評估或執行醫助死亡時，我會留意照護者們的神情。我很確定，自己是在尋找某種認可。我渴望他們能參與我們的共同目標：減輕病患的痛苦。同時，我也是在見證，他們一路以來的照顧沒有白費。

如果我想繼續從事醫助死亡，我知道社區資源與相關服務必須有所增加，但並非所有人都認同我的觀點。有些同儕會安慰我說，替病人尋找這些服務並不是我們的工作，甚至指出病人應該擁有這些服務，即使資源匱乏。

隨著第二類申請類型的出現，針對評估者有明確的法定要求：他們必須檢視病人過去是否有嘗試過減輕痛苦的各項服務，包括諮商、心理健康與身障支援、社區資源，以及緩和醫療服務。法律規定，病人「必須接受過這些專業服務或照護有關的諮詢」。

我完全支持這些規定，但是，法律條文中明確指出「如果有提供」這幾個字。這其實並不代表這些資源真的存在，更不代表它們必須存在。有同事告訴我：「那是社會正義的問題，偏鄉服務差距本來就存在。你的職責並不在那裡。」

不過，對我而言，這些事情是緊密相連的。倡議與連結資源不僅至關重要，更是責無旁貸的事。有一次，一位住在多倫多的警察（我偏鄉地區一位病人的哥哥）對我說：「醫生，不好意思直說，但我覺得安大略北部的服務體系就是落後。我知道大街路（Avenue Road）上的大學醫院，也知道我們這裡的治療診所與資源。我弟在這裡能得到的支援肯定比那邊多。」

我告訴他：「幫病人尋找這些資源正是我的工作，努力查找每一個可能的途徑。」這讓他感到安心，也讓我安心。當我試著幫這些病人尋求資源時，往往會收到來自各方的響應（這常讓我驚喜）。人們其實願意伸出援手、願意嘗試。這對我來說就已經足夠了。

本文摘自《當痛苦無法逆轉，我想要這樣離去——直擊加拿大「醫助死亡」現場，一位備受尊崇的臨終關懷醫師，如何終結病患痛苦，實現有尊嚴的告別？》，2026/08/29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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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田出版

1992年創立，為城邦出版集團內之綜合出版社。秉持「質與量均優」的主軸持續發展，出版類型囊括華文創作、世界文學、人文史地、社科哲學、軍事、藝術設計、生活風格等，並有次品牌「小麥田」（青少年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