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因思覺失調症被家人藏了30年，妹妹用書寫帶他接近人群、與家庭和解

書寫家庭的祕密，譚蕙芸很有壓力，即便事先跟哥哥解釋寫書計畫並獲同意，「但身心障礙 人士的書寫不能只是他說『我願意』。」譚蕙芸做過各種身心障礙人士的報導，深知倫理問題，因此她不用「我寫我家的」故事，而是藉記者手法呈現哥哥的世界。

她採訪哥哥的老同學、老師，也請藝術家解讀哥哥畫作，透過不同視角讓哥哥的生命得以更立體。解讀訪談資料與書寫時，她將哥哥回歸為一個有中心思想、喜怒哀樂「完整的人」，而非只是「思覺失調病患」。

書寫不僅是記錄，更成為促進兄妹連結與家庭和解的契機。譚蕙芸因為書寫看到了哥哥的創作、找藝術家解讀哥哥的創作，因而促成了作品展出並獲獎。這件事讓父母感到驕傲，某個程度撫慰了長子生病的遺憾。

書出版後，譚蕙芸持續聯繫哥哥，分享作品收到的反饋，也持續將哥哥創作放在咖啡廳或小書店展出，並協助哥哥為畫作命名。

透過書寫，譚蕙芸將「家庭禁忌」公諸於眾，打破家庭封閉系統，對她來說，做這件事更深層價值是，她認為哥哥應該被視為一個完整、有價值的人；哥哥的病情被隱瞞卅年，是對他作為人的不尊重和價值否定。

譚蕙芸的哥哥廿歲發病，廿二歲時被大學退學，廿三歲時譚家移民加拿大，從此哥哥的病是房間裡的大象，不可為外人道的家庭祕密。與此同時，譚蕙芸正值十六到十九歲，剛移民加拿大，在異鄉高中需要求生存階段，急於融入截然不同文化及人際。

沒有人跟她說明哥哥的為何有那些異常行為，當哥哥在家莫名生氣、吼叫，或出現難以理解行為時，她只有恐懼。後來她大學畢業，回香港當記者、大學教師，一直到寫書前，兄妹是長期「失聯」的——缺乏合理的理解，也未有過情感的連結。

譚蕙芸說，現在是人生來到最好的時刻，成年後就因家中有個必須藏起來哥哥，未曾開心過的她，因為書寫為家解鎖，也整理了自我思緒，放下多年的重擔和委屈，和每個家人都創造了新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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