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律師、女孩子屁...」賴芳玉揮別人設，帶頭撕下性別標籤！

親手撕性別標籤 讓台灣不再以貌取人

正裝示人、不苟言笑、有威嚴...等特質，是台灣社會對律師的「人設」，然而，捍衛婦女及兒少的知名律師，賴芳玉，多年前決定親手撕掉這股帶有陽剛氣息的標籤。她帶著自己喜歡的面貌服務人群，她不畏惡勢力，替受虐婦女及孩童奔走、在庇護所長期服務的義務律師，賴芳玉以柔和且堅定的信念保護弱勢，被選為2020亞洲最具影響力人物。

人稱「與雞蛋站在一起」的律師，讓賴芳玉願意花時間服務弱勢族群，源自於個人的從業背景。三十多年前，賴芳玉畢業於當時甫成立七屆的東海法律系，等於在外沒資源，取得執照是「備受否定」的事；為考取執照，她獨自北上補習，卻總是不被看好，讓賴芳玉感受到被剝削感，認為自己是弱勢的一方。她憑著「要翻轉」的意志，在第三年終於考上執照。因此面對弱勢族群，往往能激起她的保護慾。

在921大地震時，擔任「博士的家」義務律師，賴芳玉開始接觸收置婦女的庇護所，進而發現有許多的性別議題需要倡議，開啟她走向婦女權益的法律生涯。而她在職涯中展現不凡的膽識與一套保護自己之道，除了讓她成為捍衛婦女的知名律師，同時也是台灣女性的表率。

年輕從業被叫「女孩子屁」

她帶頭撕去律師身上的性別標籤

律師總給人獨特的專業形象，但是「年輕」又是「女性」，容易讓人瞧不起。「曾經有個當事人當著我的面說，妳是女孩子屁。」賴芳玉解釋，職場對青年女律師相當不友善，人會以外表判斷專業與否，不過剛烈的個性如她，「我曾經不管對方是個總經理，直接甩了他的名片。」面對不公平的事情，賴芳玉倒也不會讓步。

為樹立專業形象，女律師必須讓自己帶著男性化的模樣，像是穿古板套裝、說話強勢且咄咄逼人...等保護自己的專業。「有次電話協商會議中，電話另一頭聽到我孩子的聲音就問：妳真的是律師嗎？」賴芳玉再舉例，曾經團隊欲安排週六開會，但她提出當天需要去孩子的懇親會時，其他男律師立刻表示自己也有小孩，一樣能週六開會。「那是誰陪小孩去懇親會？」賴芳玉拋出關鍵問題，不意外地眾人的回答都是：老婆去。

「女律師有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的狀態，為什麼不敢說出來？」賴芳玉「裝」了五、六年後，不想再複製父權制度下的作為，決定有意識地翻轉現況，讓女性特質從無論是裝扮、或者言行從自己身上展露出來。但要扭轉刻板印象談何容易，某次她到政府部門開會，即遭受男性以輕浮的口穩調侃，「美女律師來了，站起來讓大家看一看吧！」

「性別主義容易讓女性被否定專業與價值。」賴芳玉解釋，像是人們提到胸大，後面就接無腦，她認為，台灣社會憑外表判斷女性的專業，是一件相當沒有邏輯的事。而這樣的態貌延伸到公領域，不難發現女性公眾人物討論議題容易失焦，大眾會攻擊、找碴跟當事者的外貌；但反觀男性，更多的人倒願意就事論事討論問題。

台灣#me too不起來

女性發聲常伴隨被社會檢討

近年「#me too」在歐美國家蔚為風潮，卻在兩性平權觀念先進的台灣不盛行，賴芳玉歸因於社會氛圍與傳統思維。她舉例，前陣子台灣娛樂圈女明星指出遭到職場性騷擾，引發支持聲浪中，也伴隨非常多檢討該女星的討論串；然而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在台灣為此議題發聲的女性，通常難以得到強而有力的支持，若加害者是有地位、有聲望的人，更有可能引起受害者遭受群眾懷疑、檢討，造成二度傷害，如此惡性循環下，愈來愈少受暴婦女有勇氣站出來。

以賴芳玉長年爭取女性權益的經驗裡，當然也不是沒有正向成功的案例，「有一位跨國企業的女工讀生，總公司高層特意飛十幾個小時來台灣，為發生在她身上的性騷擾事件致歉。」賴芳玉解釋，職場性騷擾在歐美是敏感、嚴肅的議題，總公司層級非常高的主管立刻飛到台灣道歉，甚至直接開除了台灣該主管。

對比台灣不少公司遇到性騷事件，傾向息事寧人的態度，讓加害者被告誡後一如繼往生活，受害者還可能反倒被處理，難怪「#me too」在台灣很難被倡議。若要扭轉這種被迫「噤聲」的氛圍，小至個人思維、大至公司或企業對於性騷擾、性侵的態度，都必須改變才行。

「不要認為自己可以獨自承受，需要有重要他人成為陪伴 者，這個過程才有辦法走下去。」-賴芳玉

陪伴創傷者走一哩路

賴芳玉給台灣女性的三個建議

生活與保護婦女緊緊相扣，賴芳玉訓練自己成為觀察家，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不尋常的人、事、物會多留意，好幾次善用洞察力讓自己遠離危機。然而，對於沒能避開危險的台灣女性，可能面臨家暴、職場性騷擾、性侵等艱難處境，賴芳玉則是提供三個重要的方法，幫助受害者逐步走出傷痛。

1.理解創傷反應帶來的情緒問題

明白「不是自己的錯」，對受害者來說相當重要，賴芳玉表示不少人會檢討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情？然而，每個受害者都得釐清問題的根源，從不是自己；此外，人在受傷後會有「創傷反應」，可能表現出憤怒、自責、羞愧...等情緒，因此，遭遇事件後，需要瞭解它給自己帶來的情緒問題。

2.找到理性腦，採取行動阻止傷害發生

瞭解自己創傷後的反應，接下來勢必要採取一些行動處理心理上的議題，以及阻止會讓傷害發生的行為，例如申請保護令、職場性騷擾等法律行動。賴芳玉表示，台灣有很多婦女或公民團體，可透過它們系統性的服務，瞭解申訴後可能會帶來的風險、阻礙...等，當人克服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更有機會帶著勇氣去解決問題。

「一個人很難單打獨鬥，社會保守勢力會反撲。」賴芳玉說，遭遇這些事件，原生家庭不一定會支持、生活圈裡的人可能不會相信、發生在職場還有選邊站的問題，或許能選擇不行動，但傷害會繼續擴大，例如：無法再待原崗位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因此，賴芳玉鼓勵受害婦女盡可能找到有力的支持系統。

3.讓重要（對）的人成為陪伴者，走完解決問題的過程

「不要認為自己可以獨自承受，需要有重要他人成為陪伴者，這個過程才有辦法走下去。」賴芳玉解釋，創傷無法短時間內治癒、也可能經歷二度傷害，她看過很多案例都是到了後頭才變嚴重；此外，創傷中的人很容易做無效行為，如：買醉、盲目地開記者會、或是身邊如姐妹淘的「應援團」，也可能鼓動做不正確的行為，這個時候就需要正確的陪伴者。

「沒有什麼事情是誰應該做的」

期待年輕世代兩性共好

「現代年輕男性有改變，但是上一輩的思維掌控，會影響他們的決定。」賴芳玉認為這個時代的男性也有他們的壓力，像是情緒層面被要求「男子漢不能哭」，處理情緒的方式待再教育；或者是經濟層面，男性被賦予扛起一個家的期待...等。

「當女性不斷變強的同時，男性的腳步沒跟上，就會有相對剝削感。」但賴芳玉也說，女性喊著獨立的時候，不該再站在過去的思維、想著舊有的福利如，結婚聘金；若一個家的女性有能力賺比較多，或許家用費的比例就給高一些，「事實上，沒有什麼是誰該給誰。」賴芳玉說。

「對於我做公益，無論先生或公婆都全力支持。」賴芳玉認為能實踐理想源自背後有堅強的後盾，在她艱難的時候，先生會告訴她不需擔心；此外，家人也會主動分工家務，如公公買菜、婆婆煮飯，賴芳玉洗衣服、先生就晾衣服，家事從不是一個人全包。

跳脫既定成俗的思維模式，兩性間便能創造更良善的互動機制，在這條共好的路上，台灣男女都需要攜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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