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投入社會 服務造福更多人
擔任中醫師公會理事長 強化公會功能
民國八十九年，我正式成為宜蘭仁濟診所院長，便意識到身為中醫師不僅要治療病人，更需要扛起改善中醫環境的使命。而這個使命，也是從民國九十年有幸成為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第十九屆理事開始。我知道，這絕不是簡單的職位，而是要為全體中醫師未來執業環境的優劣，做出貢獻。
加入公會的過程中，我發現宜蘭縣內的大部份中醫診所都是一人診所，這樣的診所很難派出醫師代表參加外部的會議或活動。而我的診所卻有幾位醫師同時執業，讓我能夠分身前往參與各類會議，並代表宜蘭縣公會發聲。這讓我成為了公會中的中流砥柱，無論是外部會議，還是公會內部事務，我總是義不容辭。這不僅是對中醫的愛，更是一種責任感，因為我深知，如果每個人都因為自己忙碌而不願意付出，中醫這個行業終將難以為繼。
從民國九十九年至一Ο五年，擔任了兩屆共六年的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一職。從擔任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的那一天，彷彿是命運的一道暗門，我推開了它，走進了一條充滿挑戰與成就感的道路。
宜蘭縣，是一個美麗但人口流失的縣市，僅有數十名中醫師的公會，從全國範圍內看來，顯得如此渺小。相比之下，花蓮後來靠著慈濟醫學院的成立，已超越我們，成為東部地區中醫師最多的縣市。而宜蘭，這片土地的醫療力量似乎逐漸減弱，醫師的人數也在縮減。這是一個幾乎被遺忘的角落，許多人覺得，中醫師公會只能做些例行公文的往來與行政業務。公會多年來的作為就像一潭死水，毫無動能。然而，我內心卻燃起一股無法忽視的渴望，我知道，這個小小的公會可以做得更多，也必須做得更多。
小華陀營 讓中醫向下扎根
上任後，我開始頻繁地與新北市、台北市等大型中醫師公會進行交流。從那些大型公會的經驗中，我學會了一些推動變革的方法。我知道，我們宜蘭縣中醫師公會雖然小，但不該因此畏縮，我們也能有所作為。所以任內我常常舉辦學術論壇及專業講座，供中醫師及相關醫療人員精進專業能力。此外，我舉辦了兩屆「小華佗營」，將中醫的基本知識向下扎根。記得當時，診所的每一位員工都齊心協力，投入了無數的時間與精力，無怨無悔。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活動，它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與金錢資源，但看著那些孩子們眼中閃爍的好奇與驚奇，我感到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
最令我難忘的，是宜蘭縣衛生局第一次舉辦的醫事人員運動會。所有參賽者摩拳擦掌，準備展現自己的實力。我們宜蘭縣中醫師公會，只是一支由我的五間診所員工組成的小隊伍，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場面中顯得格外渺小。然而，我們心中燃燒著的，是不服輸的精神。
我親自調度所有人力，邀請了專業教練，組成了一支正式的啦啦隊。從推拿師到護理師，再到行政人員，大家利用所有的假日和休息時間，主動投入練習，汗水從未間斷。有人甚至嘲笑我們這群中醫診所的「書生」如何能與那些大型醫療機構抗衡？但我們知道，力量不僅來自於體格，還來自於心中的熱忱和團隊的凝聚力。
當結果宣布的瞬間，全場沸騰了。我們宜蘭縣中醫師公會，奪得了亞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成績，我們擊敗了多家大型醫療機構等重量級對手，僅僅一步之差與冠軍擦身而過。全場的掌聲與歡呼聲像浪潮般襲來，但在我的心中，真正的冠軍，屬於那些在背後默默付出、無怨無悔地訓練和團結的員工們。
縱使我們沒有拿到冠軍，但我們贏得了無數的尊重與支持。那一刻，我深深明白，勝利並不只是站在最高的頒獎台上，它存在於每一滴汗水、每一份努力，以及那無比強大的團結力量中。
持續推動修法 改善中醫大環境
擔任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的期間，我還持續代表宜蘭縣中醫師公會，出任「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簡稱中醫全聯會）的理事。這個擁有悠久歷史的全國性中醫師組織，匯集了來自各縣市的中醫師公會，是中醫業界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之一。透過參與全聯會的工作，我能更廣泛地為中醫師們發聲，推動政策改革，並守護這個古老且深具價值的醫療領域。
從民國一Ο四至一Ο五年，我也肩負著另一項全國性的任務—擔任「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的第二屆理事長。在這個全國性的基層中醫師組織中，我全力推動基層中醫師的權益，並在民國一Ο七年成功連任第三屆理事長。這協會自民國一Ο一年成立，肩負著重要使命，特別是在面對政府於民國一ΟΟ年推動的「傷科推拿人員退出診所」政策時，協會成為中醫師們爭取權益的關鍵平台。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推動推拿師（傷科輔助人員）的合法地位，確保他們能夠在診所內協助治療並提供服務。
爭取弱勢中醫師權益，一直是我在擔任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以及後來擔任台灣基層中醫師協會理事長時的重要任務。作為這個全國性組織的領導者，我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推動立法，讓推拿師（傷科輔助人員）能夠合法地在中醫診所內協助治療工作。
但推動立法並不是件簡單、輕鬆的事。相較於西醫藥界，中醫藥界一直處於弱勢地位，任何立法倡議都容易受到阻撓。因為推拿涉及物理治療，物理治療師對此表示強烈反對，這樣的衝突使推拿合法化的推動變得更加困難。
中醫藥的調劑問題也同樣是一大難題。傳統中醫診所並沒有專門的調劑人員，大部分都是中醫師自己進行藥物調劑。然而，當我們提出推動中醫藥師制度時，西藥藥師強烈杯葛，認為調劑應由藥師來負責。然而，中醫的藥櫃動輒擺滿數百種不同的藥材。中醫師需要根據病人的體質和病症，精準調配藥物的劑量。這種細緻的工作並不是西藥藥師所熟悉的。
真正涉及到中藥調劑時，往往西藥藥師又不具備相關能力，所以中醫藥界在立法過程中屢次受到阻礙，這項改革一直被擱置，無法推進。這些年來，雖然我不再是理事長，但我仍然持續為中醫藥的權益發聲，盡我所能爭取更多的立法支持，讓中醫藥這門古老而珍貴的醫療藝術得以在現代社會中繼續發揚光大。
一棵孤樹 力爭推拿師合法地位
爭取傷科輔助人員立法，一直是我推動中醫藥界改革的核心任務。多年來，儘管我的理事長任期早已結束，我仍然肩負推動這項立法的責任，全聯會也授權我擔任立法推動小組的召集人。原本「中醫傷科輔助人員」的修法草案已經送至立法院，即將進行一讀程序。然而，卻因一位教授的反對，讓所有的進程戛然而止，立法院擱置了這個提案。會議結束後，我站在立法院外，感覺自己像是在風雨中站立的一棵孤樹。
我曾一度感到無力，但內心的使命感讓我無法放棄。我深知，這場法案的推動關乎中醫的未來。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醫師朋友不斷與立法委員接洽，向他們闡述推拿師對中醫的重要性，為這個法案四處奔走，即使在疫情肆虐的期間，我也未曾停止過努力。
雖然這一路充滿了挑戰，但我從未退縮。我知道，這不是只為我個人，這是為了每一位中醫師，為了這個行業能在風雨中站穩腳跟。我的故事還在繼續，未來也許依舊充滿波折，但我已準備好迎接每一個挑戰，因為這條路，是我選擇的，我必須走完。
我對推拿的堅持，並不僅僅是職業使命，它更是一段我自己親身走過的歷程。推拿師是我醫療生涯的起點，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其中的價值與連結。民國一ΟΟ年，衛福部規定推拿師必須離開中醫診所，推拿成為一種民俗療法，被內政部所管理。衛福部要求診所和傷科的執業空間完全獨立，甚至要有不同的門牌號碼。如果無法完全分隔，至少兩者之間的動線必須分離，且不得互通收費。
當推拿師被迫退出診所的那一刻，我的心情無比沉重。這一規定彷彿切斷了中醫診所與推拿師之間的重要紐帶，也斬斷了我曾經踏出的第一步。至於為何推拿師被迫退出中醫診所？源於早年的中醫診所管理混亂。當時，許多中醫師僅在診斷書上蓋章簽名，實際的治療工作卻由推拿師執行，形同「蓋章醫師」。這種情況導致健保局收緊了對中醫傷科的健保給付政策，後來傷科幾乎無法再申請健保給付。
由於我本身從推拿師轉為中醫師，所以我的診所從未出現過「蓋章醫師」的現象。每位患者進診所，必須經過我的診斷，我會根據患者的病情，指導學生進行推拿操作。現在，傷科退出診所後，我迅速調整了診所的經營模式，將推拿轉為自費療程，與針灸等健保項目分開，患者的需求被滿足，我們的經營也更加靈活。這樣的運作模式不僅符合法規要求，也讓診所的收費標準更加明確。雖然中醫藥界整體的利用率，自民國一ΟΟ年以來有所下滑，但我的診所並未受到影響，這說明只要治療合乎規範，業績不會因此受挫。
透過這些經驗，我更加堅信推動中醫傷科輔助人員立法的重要性，也將持續為中醫師和推拿師的權益而奮鬥。中醫藥界的未來，仍需要我們不斷努力。我知道，立法推動之路依然漫長，但只要不放棄，我們終將迎來屬於我們的曙光。
加入扶輪社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參與扶輪社的因緣，也是要從擔任宜蘭縣中醫師公會理事長時談起。當時擔任公會理事長都要前往宜蘭縣衛生局定期開會。一個會議的午後，在宜蘭縣衛生局的會議室內，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咖啡香與文件的沙沙聲，我與宜蘭縣西醫師公會潘仁修理事長，也是宜蘭仁愛醫院的董事長並肩而坐。
「你現在有參加什麼服務性社團嗎？」潘理事長突然問道，打破了沉默。我愣了片刻，笑著搖了搖頭。「沒有。」
「那要不要加入扶輪社？」他隨口問，像是問我要不要再來杯咖啡那般自然，「扶輪社的公益活動做得不錯。」
那次邀請沒有太多波瀾，會後我們便各自忙碌，這件事也在時間的洪流中逐漸被遺忘。誰知，兩年後的某個下午，他突然又提起這個話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你兩年前就邀請過我了。」
我們彼此相視而笑，那瞬間彷彿時間倒流。但我知道，這一次，他是認真的。於是，我在民國一Ο三年正式加入扶輪3490地區宜蘭西區扶輪社，也由此展開了一場與命運交織的旅程。這不僅是一個社團，更像是一個新的使命。
起初，我並不知道這將如何改變我的人生，但當我每年固定捐款成為保羅哈里斯之友，看到那筆來自世界各地的捐款如何匯聚成一股力量，幫助根除小兒麻痺等全球疾病，我開始感受到，這不再只是一種捐助，而是我對社會的承諾。
真正讓我全身心投入的，是2017到2018年間，我隨扶輪社前往柬埔寨義診的經歷。那是扶輪社3490區的一次WCS(World Community Service) 世界社區服務活動，總監決定在柬埔寨舉辦大型義診，邀請我參與中醫診療。當我們抵達金邊市郊，眼前所見到的景象，讓我心裡掠過一絲疑惑，這裡並不像我想像中的貧困國度。
就在此時，一位台灣來的義工悄聲說：「這裡不是最需要幫助的地方。真正的貧困地區，在離金邊兩個小時車程以外的地區。」他的話讓我愣住了。
為偏鄉人民找乾淨的水 興建安全的教室
「那裡的水都不能喝，地下水被污染，居民只能靠雨水維生。這裡，幫不到最需要的人。」義工的話語猶如警鐘，擊中了我內心深處。我意識到，這次義診如果止步於此，或許只是一場表面的服務。此時在場的下一屆社長，立刻表示贊同，她果斷地決定將下一年度的社會服務安排在更需要幫助的地方。
隔年，我們來到了那座貧困的村莊，荒涼的景象讓我心頭一緊，他們連基本的乾淨飲水都成了奢望。這裡曾有一座法國團體二、三十年前挖的蓄水池，原本應該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但如今早已被淤泥掩埋，失去了作用。
義工向我們提議，能否幫助他們清理蓄水池，讓它重新發揮功能。我們年度社長當場決定施予援助，經過詳細規劃，計算土方、丈量水池、預估經費，這次工程費用了五十多萬台幣。我們集合扶輪社內的力量，清理了淤泥，恢復了蓄水能力。當我們再次前來驗收成果時，看到水池中清澈的水面映照著天光，心中的滿足感難以言喻。
當時我們在當地的一所簡陋學校辦理義診，我無意中發現有一排教室荒廢多年，教室內桌椅堆滿灰塵，牆壁上留有水漬的痕跡。我詢問校長學校是否有困難，他含蓄地告訴我，學校最大的問題是學生沒有足夠的教室，學生必須分時段上課。這情景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看著那些不能使用的教室，我下定決心，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幫助他們。
時間來到了2018年我接任社長的前一年，便立刻展開修繕計畫。我們募集了一百多萬台幣，並向RI全球總社申請獎助金，總共修繕了這所學校的四間教室，翻新了屋頂、整修了牆壁，墊高了地板，並更換了所有課桌椅。當2022年所有工程結束，孩子們終於能夠在乾淨、明亮的教室內安心學習，雨季來臨時，也不再害怕因為教室漏水或淹水了。我知道，這些年來的努力，終於結出了甜美的果實。
到了2019年的時候，我正式出任宜蘭西區扶輪社社長，那年我們3490區的總監更是大手筆，他帶領著大家在緬甸蓋了一所全新的小學-緬甸甘尼國民小學。這所學校在緬甸是屬於五星級的小學，學校成立之後，很多老師都往這個最偏僻的地方跑，很多學生，擠破頭想要去讀這所學校。
甘尼國小揭牌的時候，我跟太太一起去參加。我們代表宜蘭西區扶輪社去參加捐贈典禮，甘尼國小其中有一間教室是由我們宜蘭第一分區捐助，所有捐助人的名字都寫在石碑上。
參加扶輪社，是我人生中一次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不僅是一個服務社會的平台，更是一個讓我與許多志同道合之人結緣的地方，我和太太在這裡認識許多相見恨晚的摯友，我們交流彼此的故事，分享各自的專業，從過去的記憶中找到共鳴，也在當下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扶輪社於我，不僅是助人的歸宿，更是友情重燃的暖爐，讓人倍感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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